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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家高羅佩與重慶有著深厚的淵源。
　　駐渝荷蘭外交官高羅佩如何成為漢學家“當他們把父親的東西一件件打包的時候，我是有點傷心的，那些東西我是那麼熟悉，從童年時期就伴隨著我們。現在，當我看到這些東西變成了一個如此漂亮的展覽，我感到發自內心的開心，這麼多年，它們終於回到了它們自己的祖國。”11月20日，寶蓮坐在父親高羅佩的展覽外，指著裡面的文物，吐出了最後一個詞語——Homeland。她的父親荷蘭外交官高羅佩，作因創作《大唐狄公案》蜚聲四海，他曾稱自己就是狄仁傑，狄仁傑的創作大多緣於他的生活。家漢學家“狄仁傑”(高羅佩)與重慶淵源深厚——1943至1946年，他就是在這裡首次完全融入中國人的生活，醞釀了他後來的大部分漢學著作。
　　他說他就是狄仁傑
　　11月21日，又是一個灰濛蒙的早晨，如71年前高羅佩剛到重慶時一樣。這天，“巴渝舊事君應憶”荷蘭高羅佩家族捐贈高羅佩私人收藏文物展暨“高羅佩在重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三峽博物館啟幕。
　　71年前，高羅佩(RobertvanGulik)以一位外交官身份到戰時首都重慶履職；71年後，他的文物展也被看做是一次文化外交活動，荷蘭駐華大使賈高博、重慶市副市長譚家玲出席了開幕儀式。
　　不同的是，71年前，他以一位資深的漢學愛好者而來，71年後，他以一位漢學家回歸。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史研究所教授陳珏在展覽開幕致辭中說，關於高羅佩的漢學研究，新世紀中已經舉辦過五次國際研討會，重慶此次為第六次。
　　這天，在展覽外的走廊盡頭，高羅佩的外孫女高若蘭給一群小學生上了一堂特別的“社會教育課”——“我是狄仁傑”。
　　這些年，她一直在整理外祖父高羅佩的日記，她告訴孩子們，高羅佩曾說他自己就是狄仁傑，因為《大唐狄公案》情節幾乎都來源於他本人的生活點滴。
　　“你們看這幅畫，旁邊這個是什麼？”她指著一幅人與長臂猿的圖畫問。長臂猿曾是高羅佩在吉隆坡養的一隻寵物，高羅佩很喜歡它。它去世後，高羅佩寫了《大唐狄公案·斷指記》——故事一開始，狄仁傑坐在迴廊盡頭的涼軒上用茶，兩隻猴子掛在亭外的樹枝上，其中一隻手上拿著一枚金戒指，狄仁傑利用猴子愛模仿的心理，把衣袖中的扇墜、印章等一一拿出來把玩再拋擲，猴子也跟著把戒指把玩一番，再丟擲出去，狄仁傑得以撿到戒指，併發現上面有血跡——故事由此展開。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例如《大唐狄公案·四漆屏》，則是由他自己書房中的屏風命名的。
　　高羅佩的女兒寶蓮(PaulinevanGulik)向重慶青年報記者回憶，她父親聰明、友好、是個愛開玩笑的人。“他一生過得很激烈(intensly)，也很豐富。難以想象，他在那麼短的時間內(高去世時年僅57歲)，寫出了30本書，而且還全是異域文化的。”
　　但遺憾的是，這30本書中，只有一半即15部《大唐狄公案》廣為人知。高羅佩原本只打算將他認為不錯的中國古代公案小說《狄公案》翻譯成中文推介給西方讀者，後因在西方廣受歡迎，他又創作了15個長篇和8個短篇，形成了《大唐狄公案》系列。上世紀90年代開始，據此改編的電視劇、電影把狄仁傑又推向了華人世界。
　　但高羅佩的另一半——如果按照他花費的心力去劃分，遠遠超過一半——作為他終身事業的漢學研究，卻少有人知。陳珏教授稱，整個20世紀，東西方漢學界對高羅佩的漢學研究都沒有展開。陳
　　教授一直致力於“高學”推廣，先是在香港《文匯報》漢學專欄中發表《新世紀重讀高羅佩》系列專文，後又主持“高羅佩與物質文化研究”大型研究計劃。
　　在渝首次完全融入中國文化
　　西南大學教授、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勇在研討會的發言中說，重慶時期是高羅佩的“鼎盛時期”，一方面，高羅佩自己曾說重慶對他在學術和藝術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另一方面他確實在這裡結識了當時一流的學者、書法家、書畫家。
　　陳珏教授也認為高羅佩在這裡醞釀了他的漢學研究，儘管他的漢學代表作《秘戲圖考》以及大部分漢學研究著作都發表在他離開重慶之後，“但重慶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
　　“重慶是一座灰濛蒙的城市，因為日本空軍把它炸平了幾次，到處是破爛房屋。但它依然充滿歡樂。”多年以後，高羅佩這樣描述1943年的重慶。
　　1943年3月15日，高羅佩抵達戰時首都重慶。此時，這個33歲的高個子外國人，已通曉日文、梵文、中文，跟隨清末民初著名古琴家葉夢詩學過古琴，與漢學家比爾·阿克爾一起練過書法，“積累了大量的古琴知識，寫過《琴道》和《嵇康和他的琴賦》兩本書，收集過大量中國音樂書籍和文稿(後又毀於戰爭)”。
　　他嚮往中國已久，此前曾去過哈爾濱、北京和上海，即使在東京，也每天彈奏古琴，與漢學家細野燕台等交往。
　　而此時的重慶，因為抗戰，聚集了“中國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優秀學者和藝術家”，“沒有其他娛樂，放鬆自己的主要活動是每天的茶話會，以及就中國文化中任何想象得到的話題進行沒完沒了的交談”。
　　高羅佩在這裡加入了幾個文學協會，又在“天風琴社”認識了於右任、馮玉祥和本地的“富裕階層”，他們經常在這些富人的別墅中度過周末。
　　他的記事本顯示，那段時期，每天都有文化活動：“早上在一把扇子上作畫”、“王世傑(當時的教育部長，後任外交部長)來觀看中國卷軸畫”、“下午是在彈奏音樂中度過的，吃晚餐後賞燈籠”、“和巴克曼去了沈尹默(知名書法家)那兒，借了硯石”……
　　1943年夏天，在重慶，高羅佩還遇到了他後來的妻子水世芳(張之洞的外孫，父親為中國外交官水鈞韶)並結為夫妻。在結婚21年後，他評價這位妻子具備了“能導致婚姻生活變得幸福美滿的一切因素”。
　　他在自傳中說，“(在重慶)我首次完全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我感到非常高興”。
　　而他在重慶的書齋“吟月庵”(後更名為“尊明閣”)，如今就實物還原在三峽博物館——小到書桌上的筆筒、鎮紙，大到屋內的屏風、牆上的書畫，都跟隨高羅佩多年。
　　“這些都是父親在中國買的、或者在別處買的中國的東西，它們能回到中國，回到父母認識、結婚的城市，很有意義。”高羅佩的女兒寶蓮如是解釋他們捐贈這些文物給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原因。
　　長期受到冷落與無視
　　離開重慶以後，高羅佩繼續外交生涯，官拜荷蘭駐日本大使。與此同時，他循著興趣，分別展開了中國古代性學研究、中國及日本傳統繪畫研究、古代動物學研究。
　　其中他收集整理古代秘戲圖、春宮圖，並研究房內書形成的《秘戲圖考》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性文化研究領域的拓荒和開山之作”，成為了該研究領域的鼻祖。在這基礎之上，他又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寫了研究中國古代性文化的《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也因家養長臂猿，長期記錄研究長臂猿的生態變化與特征，著有《長臂猿考》。
　　但在西方社會，這些並不入流。
　　這些著作在20世紀，並沒有引起西方漢學界的關註，西方重視他只是因為他寫了《大唐狄公案》。“雖然高羅佩受過正規教育，是烏德勒支大學東方學博士，但他一天也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在國外漢學界看來，性文化史、古琴這些題材不是主流的漢學研究，當時漢學主要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經典研究，例如四書五經。”陳珏教授如是說。
　　他分析，作為漢學家的高羅佩的起伏命運與世界漢學研究的大環境變化有很大關係。高羅佩受冷落的時期正好是20世紀下半葉，也就是第二次漢學典範大轉移時期，這時漢學中心正從歐洲向美國轉移(20世紀初剛剛完成從“傳教士漢學”到“學院派漢學”的第一次典範大轉移)，這次轉移也帶來了漢學性質的變化，“漢學原來叫Sinology，現在歐洲還剩一兩個學校用這個叫法，美國及大部分國家叫ChineseStudies，中國研究，不僅研究古代，還研究現代，而且方法也完全不一樣。”
　　掌握話語權的西方漢學家們對高羅佩的漢學持保留態度，“保留到不願意評論、不願意批評的程度，因為不值得批評，因為他們認為高羅佩不是學院派的漢學家，只是一個Amateur(業餘愛好者)。”“因此高羅佩說他做漢學研究都是賠錢的，只有《大唐狄公案》賺了大量版稅。”陳珏說。
　　“與西方對高羅佩漢學研究的冷落相反，華人對高羅佩的漢學研究卻一直很有興趣。《秘戲圖考》只印了50本，一本送給私人，49本送給圖書館。這樣越是不給人看越是有人看，名聲就起來了。這從民國的名流陳之邁的《荷蘭高羅佩》和胡光麃的《百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六十洋客》中，可以清楚看出，然而這兩位卻都沒有對高羅佩的漢學成就展開具體研究。”。
　　漢學家高羅佩“回溫”
　　到了21世紀，漢學家高羅佩的命運又迎來了新的改變。
　　據陳珏教授介紹，前五次分別在臺北、北京、上海召開的高羅佩漢學研討會議，有四次由兩岸清華大學主辦，足見其主流意味。這些會議分別就高羅佩的《秘戲圖考》、《古代房內考》、《琴道》、《長臂猿考》、《米海岳硯史考》、《悉曇》、《書畫鑒賞彙編》等作品進行了研討，並邀請了包括牛津大學柯律格(CraigClunas)、加州大學高居翰(JamesCahill)等研究
　　中國藝術史的知名專家。
　　為何長達半個世紀的冷落之後，漢學家高羅佩又“回溫”了？陳珏認為，這是因為，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很可能在新世紀的10到15年內就會發生，屆時漢學的中心會逐漸回到中文世界。
　　“21世紀，大量的華人學者，或者是華人移民的第二代，或者是青年時期去國外留學的，回到了東亞來，形成第三次典範大轉移”。這就意味著，此前先後以歐洲、美國為漢學研究中心的時代暫告一段落，西方漢學界話語權移交東方，而東方漢學界一直在關註高羅佩的漢學研究。
　　“高羅佩跟很多西方漢學家不一樣，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topic，我是洋人，我來研究你。只有高羅佩把自己投身進去。正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的這種作風，以前漢學界不喜歡。而在第三次典範大轉移中，很多洋人都將自己深入到中國文化中來研究中國文化，而高羅佩早就這樣做了，這是他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陳珏認為，高羅佩漢學研究才剛剛開始，未來還會有更多人參與進來。
　　在此次重慶的研討會上，就可以看到好幾個年輕的面孔，如上海師範大學施曄教授，就是從2010年才開始研究高羅佩的，她引用前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主任、著名漢學家伊維德的觀點，認為高羅佩漢學是“冷僻的、邊緣的、前沿的”。這樣看來，高羅佩要走到主流的地位，非一日之功可成。